我為什麼只寄望生態村  

彭耀階   二○一六年七月

由我於一九八五年放棄得來不易、薄有成績的無線電訊科技行業，回到大澳過我當時認為算是回歸自然的生活，開始參與環境運動，在香港最早成立的環保團體長春社當義務幹事，同時創辦了區域性綠色團體綠色大嶼山協會，跟同路人一起成功爭取到中華電力放棄在大嶼山汾流興建燃煤發電廠，至到九〇年代末，撰寫了香港首個以可延續觀念重新活化一個正在步向衰微，經濟上必須獨立的社區的重新活化計劃書，除此之外又替另些同路人所創辦的香港生態旅遊協會當顧問，設計了香港和大陸頭幾條生態旅遊路線，亦當上了香港首套介紹香港自然生態劇集的主講人，….大嶼山的志願環保工作由來來去去都是我和另一瑞士人帶領著，至到後來另有長年假日居民發動成立了大澳環境及發展關注協會，市區裡邊亦有群眾在我的催生下自發地組成他們的東區綠色行動，……，環境運動有向整個社會蔓延之勢，但儘管如此，氣候暖化，空氣污染，水質污染仍然以較預期更加迅速的步伐惡化，垃圾高速增長而回收率低，被丟棄食物和廚餘全沒回收，……整個環境運動根本看不到一丁點的實質成果。開口閉口環保的人多了很多，但全都是青蜓點水客，少用了幾個膠袋，多換了幾個省電燈泡，此外郤是車照楂，冷氣照開，肉照樣大啖吃。最最一盆冷水之處，還要算綠苗，一個作為學校課外活動形式辦的再社化實驗課。打從九〇年代初我便著手探討怎樣將兒童、青少年從生產消費此一主流做人方式轉向與自然齊一與及以真善美的體現作人生價值，初時在大嶼山杯澳小學辦了兩年，以童軍活動作掩體進行,之所以要加上童軍掩體，因為那是個四組實驗，若果後來量得正面成果的話，可以排除了原來只是由於吸引了本身就是特別熱愛大自然和特別富愛心的孩子加入的原故。後來在元朗陳震霞中學辦了三、四年，則是打正旗號:綠苗----綠色心靈培育課。即是說，杯澳小學是實驗性質，且量得了不錯的正面成果，於是陳震霞中學是正式的，所以打正旗號。這個再社化課更於〇四年獲得全港的生命教育最佳教案獎。那豈不是多年努力開始得到社會的認受，何以又說是最最利害的一盤冷水呢?

原來校方讓你們辦，只是因為反正學校都要辦一大堆課外活動，至於你的什麼社化方向，他們是不會理會的。之不過，一旦你得了獎，受公眾注目，便又不同。學校辦學，不用說就是培育學生在未來能夠出人頭地，功名富貴，起碼都要高薪厚酬，但你卻叫學生不尚名利，愛與大自然為伍，那豈不是跟學校、社會的主流價值對著幹？不除之人家的心頭怎痛快？結果，得獎後不久，校方便將這個課外活動斫除！至此，我深深體會到，即使是在一個主流的、講民主的工業社會之內，你幹一些深層的，人性好、體制的改良主張也好，其他人看似放手任由你幹，其實他們老早看在眼裡，放在心裡。他們覺得你成不了氣候還由自可，否則都必運用隱形手法將你消滅於盟芽狀態。代議民主的社會尚且如此，中央集權的就更加不在話下，企圖自體制之內作小幅小幅的修修補補，期望可以因此聚沙成塔，成功機會可謂甚為渺茫。

失意之餘，很想從此遁入空門，不問世事，就只仍看到一個簡直就是另起爐灶的生態村。生態村根本就是個小社會，任何對社會人生有理想抱負的人，其所看到社會在環境、經濟、制度、教育、個人、生活、...... 等各方面應要怎樣加以改良的大幻想，都可以輕易在生態村內加以實踐，即使不一定成功，起碼可以有個嘗試、失敗、再嘗試的機會。在大社會內，明明全球暖化經已水浸眼眉，可是任你幾個人叫破喉龍，政府、公眾、傳媒偏偏就愛理不理，任由電廠照燒化石燃料如舊。但在生態村，要算再窮的都可以到處拾取殘枝棄木(非殘枝棄木並不可以減碳)作燃料，弄點太陽能作ＬＥＤ照明，於是可以馬上裁減家居碳排放一大半以上。而且又不用天天長途返工，交通碳排放另又減少一大半。在大社會內人人都要出售產品或勞務，仰由人，為五斗米折腰；每天起床掙開眼便有一大堆開支,想不折腰也不成。生態村的生計來自土地，又不用交房租地租，水費電費，總之不用百費待交，加上村民人人話語權平等，村民還需要為五斗米折什麼腰？...... 只要有一條生態村辦得成功，有理想抱負的人就不用再在街上繼續作那無效勞動的遊行示威，生態村就會雨後春筍般湧現，主流社會則在沒法自我完善的狀況下逐步沉淪，......循此推想一下，便不難預見，未來將是生態村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