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村第二最高原則
之經營制度
是否一條生態村在設計上、設施上和措施上皆乎合立村第一最高原則，就可以長久地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絕非如此！
假如生態村在營運上與一般私人機構無異，生態村民的生活與城市內一般人無異，創村人的原本措施不用太久就會變質走樣，由生態村民自携入村，還有從村外四面湧入的主流工業社會思維模式、意識型態、美感和滿足感的認受、價值觀等終於會在生態村的措施上、營運上、和對待四週自然環境的態度上顯現出來，久而久之，生態村終會轉變成反生態村！
例如如果生態村原來是一間商業公司所擁有，最初的創辦東主自然必定秉持立村第一最高原則來經營，否則也不會想到要創辦生態村，因為他／他們若不是由於想實現胸中的理想抱負，他／他們的資金必然可以找到另外更佳的牟利出路。即使想以經營 淺型生態經濟牟利，則經營生態渡假屋、有機農莊等自然是更加省時省錢省力，又何用挑起斗大的麻煩去創建生態村？
但當創辦人退下後，接管人並不會有前述的資金投放取捨的考慮，不會必然因為理想抱負或者把生態利益的考慮置於個人利益之上才會創村，而往往只是因為繼承了創辦人的財產，或者只是得到創辦人提拔的員工，更或者只是另有投資者見到生態村經營上了軌道，發覺有利可圖，於是將之頂讓過來。這些人往往並不會把環境利益的考慮置於盈利或舒適的利益之上，釀製蜜糖的話便必定引進外來高產值蜂種代替當地野外原有的較低產值蜂種，種植的話便必定以成本低廉得多兼可以任意大量供應的化肥代替人工成本高昂得多兼且供應量受到諸多因素限制的有機肥。
雖則有機產品同樣可以牟利，但綠色消費者往往難於辨別蜂蜜是否以外來蜂種釀製，蔬菜水果是否以化肥施肥，經營者若把利潤最大化的考慮置於生命整體利益之上，必定採用外來高產值蜂種和化肥等來生產假有機產品。即使假定有機產品消費者有能力辨別，他們亦大多只抗拒他們認為會損害健康的含農藥產品等，而大多並不抗拒只損害產地生態的外來蜂種和化肥，因為這些產品必定遠較為廉宜。
有機認証確可以為消費者發揮到一定的把關作用，但若認証機構並非由真生態村或志願團體經營，市場競爭和利潤最大化的考慮令這些機構會盡量以最少的查驗發出認証，結果令到生產者經常有機可乘，尤其是只損害產地環境生態而對消費者健康無直接壞影響的措施，有機認証的作用不會太大。說到最後，產地環境生態利益的最有效維護者還是在於經營者的關注焦點是否在乎人與自然相融和，是否相信應以自然為師，應該取法自然，而並非相信人可以因一己的金錢利益而以各種高低科技手段任意播弄生物、環境和大自然。
此外，私人公司形式經營的第二梯隊東主屬下村民為了謀取紥職加薪的機會，定會推動把村內一些自然林推倒改值果樹，把有機種植索性改為種植機因作物，藉此為村謀取到更大的利潤，他個人於是亦得到東主特別賞識，得到紥職加薪。其他村民見到，自然不甘後人，爭相推動產值最大化，於是乎牟利成為村內唯一價值，原本構思中的環境生態利益定然全被拋諸腦後。
反之，生態村若以共享經濟的模式經營，例如合作社(這種經營模式仍然是一個 「微型」的生產單位，可以建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共產主義或其他經濟環境之内，所以絕對不是先前在中國曾經實行過的共產主義集體經濟。這個全國式共產主義集體經濟的施行由於好些 非個體經濟以外的因素所左右，例如龐大笨重的全國建制層級生產架構，中央指令全國生產、非多勞多得、無成效回饋等，根本上無可能成功)之類，第二梯隊决策人所得與任何一位村民無異時，首先此人必定是個𣎴看重金錢利益的人，否則怎會在所得與其他村民無分別的安排下願意承擔偌大的責任，這類人自然亦不會汲汲於謀取更多利潤， 更何況額外個人所得的增加由於必須和全村人攤分而變得相當微薄，與額外犧牲個人道德原整的代價付出相較之下少得不成比例，額外增加全村攤分後的些許收入，實不足夠構成第二梯隊决策人產生覺得很想犧牲個人道德原整以取得那收入增加的驅動誘因，於是拜金的風氣不會被吹起，原本立村者那種把環境生態利益的考慮置於盈利或舒適利益之上的原則便不會因此被拋諸腦後。
此外，當合作社之類第一梯隊決策人退下時，不會亦不可能把村莊交給不知生態為何物的子孫親屬或頂讓者，而且很自然地會有較大意慾將村莊交托給在綠色理念上最有心得而且言行一致的村民接任。
在當前這個唯利是圖、物質主義的主流社會之內，大部份消費者的選擇只流於便宜、包裝、表面視覺上的油滑印象等，所以生態村作為一個生產單位， 只能夠招引到有高品味、高道德意識的消費甚小眾，故此必須要逆著「利潤最大化」之道而行，立村第一最高原則才可以得到貫徹，村民自必然要具有安「份」樂道的情操才成。但 做個村民並不就意味只是為地球著想而作出自我經濟犧牲，因為以共享模式經營的生態村（若以私人公司模式經營則絕非如此）令村民免於形形役役，免於經濟無安全感，兼可得過充滿大自然浪漫美感、釋放人性中美善一面、得享精神、靈性、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的生活，人生旅途上的收獲比起洋樓房車來何止豐富千倍萬倍！
